卢梭的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与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虽然论证方法不同，但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结论：私有制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剥削与压迫的根源。
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，犹如一个胚胎细胞。最初大家浑然一体，随后细胞分化，形成不同的组织与器官。细胞之间有了分工，有些组织开始指挥其他部分，例如大脑控制四肢。
在人类早期，曾存在一个原始的公有制氏族社会。那时生产力极为低下，人们必须合作才能获取食物，所得也由全体共同分配。那时并不存在剥削[1]，为了族群的存续，人们只能实行公有制。在这种社会中，或许有个别的掠夺行为，但不可能形成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系统性剥削——在生存面前，合作是唯一的出路。
后来，情况改变了：人类逐渐掌握了自然规律，成功驯化了农作物和家畜。第一次，人们在满足生存之外，有了财富的剩余。人类首次迎来了“盈余”的曙光——这既是文明的襁褓，亦是诅咒的序章。社会出现了大分工：有人专事农耕，有人负责畜牧，有人从事交易……私有制随之自然而然地产生。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，在这种条件下本能地希望占有更多；人们开始“各扫门前雪”，经营各自的生计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、社会分工的不同，注定使一部分人处于劣势——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存资料。也正在这个时期，由于生产力的进步[2]，这些弱势者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，已经超过了他们获得的回报。历史上第一次，剥削出现了，并将在之后漫长的历史中持续存在。
在私有制下，一部分人利用自身优势和社会分工的地位，开始对弱势群体进行剥削。他们首先为私有制编织了一件名为”理性”与”自然法则”的外衣：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、“能者多得”等等。通过剥削，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私有财产，进而又向人们打上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的思想钢印，将这种意识深植于人心。
在私有制社会中，家庭不可避免地承载并强化了私有观念，成为其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。“我家”这个说法本身，就带有排他性的私有意味。昔日志同道合的伙伴，被纳入各自家庭的经济单元后，关系便难免渐趋疏淡；即便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，在成家立业后，其首要考量也往往转向了核心家庭的财产利益。人们心中难以填平的欲望、对财富的急切追求，与其说是出于真实需要，不如说是源于害怕落后于人的焦虑——因为谁都不愿成为社会的底层，承受更沉重的剥削。
未来，随着生产力极大的发展，人与人、社会分工之间的差异与之相比是那么的小，以至于阶级差别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将会慢慢消失。取而代之的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，在那里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。
因此，我们所经历的漫长文明史，或许正如摩尔根所洞察的那样，只是一个短暂的序章。这个以财富为唯一目的的历程，因其内在的矛盾而终将走向终结。正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所引用的，那个更高的阶段正在历史的彼岸呼唤我们：
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，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，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。社会的瓦解，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，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。管理上的民主，社会中的博爱，权利的平等，教育的普及，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，经验、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。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、平等和博爱的复活，但却是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。[3]
注释
- [1] 因为剥削的前提是一个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所能得到的部分。而在早期社会，生产力十分低下，产品仅能维持基本生存，没有任何剩余可供他人剥削。
- [2] 例如对自然认知的深化、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。
- [3] 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引用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的内容。